民航广西空管分局顺利完成自动转报主用系统故障应急演练

[27]这一特征在新中国的制宪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17]64号)第6条规定：各级政府工作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应当在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和履行法定职责、义务。(43)杨登峰：《正确认识政府权力清单与法的关系》，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4期，第80页。

同时，我们可以由此判断，将权责清单等同于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机械融合的一表两单的做法，(23)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依清单行政是将本应在行政主体内部自主调整的事项，通过公开的方式，直接施加于行政相对人，实现内部行政活动的外化。值得警惕的是，在依法行政之外，地方行政机关已发展出与之类似的表达，诸如按照权责清单行使职权按照清单依法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遵守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不得在公开的清单之外行使行政权力。通过对我国31个省级权责清单制度的实践观察，可以发现，能成为前述制度预设的一体型权责清单的省份仅有14个，一体型权责清单并未成为基本型态，(18)并且，到2020年底，我国仍有14个省份的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处于实质性分设状态。事实上，义务型责任清单除了承继追责型责任清单所强调的与权力清单的对应性及问责性之外，还涵盖另外一项内容，也是更为重要的意涵，即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的义务。

按照权责清单顶层制度设计和省级政府规范文本来看，权责清单之所以能成为行政权限的来源，是因为这些规范明确了权责清单与法的逻辑关系。(37)然而，依清单行政只是依法行政中的一个构成要素，亦即行政法定。根据学者考察，现代意义的宪法概念传入我国，最早可追溯至1837年。

目前，中国宪法学概念研究在总体上仍显粗糙，还存在不少概念上熟悉的陌生人，例如公共利益、宪法渊源、法律保留等等。在传入初期，为了确保中国学者能够准确地理解相应的宪法学概念，在日的中国留学生，甚至日本学者亲自编写辞书来进行阐释。[90]参见韩大元：当代科技发展的宪法界限，《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2页。（四）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脉络通过对知识体系自主与中国三个范畴的学术梳理，上文递次证立了历史主义研究范式适用于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可能性、必要性与正当性，从而回答了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何需要推动宪法学研究的历史转向问题。

抑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宪法学说教导下作为巩固统治阶级专政的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概念。[11]然而，当前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以规范主义为主流，未能充分重视历史主义的研究进路。

毕竟，就像有学者指出：中国无论怎样挪用西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中国立场的存在，既包括对西方价值的取舍，也包括对自己古老智慧的化用。所有宪法的运行与适用都处于它的辐射范围，受到它的价值引导。根据我国的学术语境，逻辑维度的知识体系通常被认为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凝练，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一环。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历史与国情，从个体性的角度为其注入了人权保障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了兼具普遍性、地方性与阶段性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国宪法学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基础。

不仅如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宪法文本中，还有一些反映本时期国家本质或运行特征的重要宪法原则被制宪者或修宪者纳入宪法文本，如地方自治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所谓立宪主义，是指一种依宪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政治原理。在该体系中，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被类型化为了三个维度：其一，政治的维度。[90]例如，有学者强调了网络治理中人权保障的价值定位。

高一涵：委员制的性质及利弊，《中大季刊》1926年第2期。来源：《中外法学》2023年第4期。

至此以后，中国宪法学相继形成了宪法解释学、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社会宪法学等不同学术观点，并就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持续争论。此后，中文世界还陆续出现了章程、盟约、国宪等至少20种译名。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学界愈发重视对于宪法学概念的研究，提出宪法学范畴的研究命题。[9]在特定知识体系的建构中，贯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构成了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历史诉求与价值选择，学界关于社会主义话语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由此形成了中国宪法学上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22]当代社会面临的很多宪法学命题，诸如福利国家建设、妇女权利保障、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等等，晚清民国以来的学术前辈们已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文献，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思维与历史自觉，仍有学者还在进行着简单的重复性研究而不自知。[109]张文显：关于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几个问题，《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5期，第9页。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的学科建设重心逐渐从课程体系转向科研体系，着力推动宪法交叉学科的发展，以因应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宪法争议愈来愈多地呈现出与部门法相交融、与其他学科相交融的趋势。

[30]参见唐亚林：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7月21日，第A01版。在实质方面，根本法意味着宪法内容的根本性，即要求宪法规定一国最为根本的内容。

围绕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进路与历史进路分别对应着规范主义与历史主义两种研究范式。[47]参见出岫：主权所在论，《国民》1913年第2期。

高田氏在书中指出，当今之时，日本人所取之主义约有二种，对外则为帝国主义，在国内则为立宪主义。[39]关于礼和宪法的关系，参见马小红：清末民初礼与宪法关系的反思——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共识，《现代法学》2021年第4期，第3—15页。

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晚清时期，在日本正统宪法学影响下，以证立君主国家和君主统治权正当性为内核的宪法概念。在宪法学领域，主体性具体是指在一个国家的宪法发展过程中，应当以本国的宪法为根本，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符合本民族文化心理、国情的宪法学说与宪法体系。学科的建构实质上是从学术体系转化为学术制度的过程。

[77]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二十年代末。（日）野村浩一口授，李翥仪、梁柏年编辑：《西洋史》，法政编辑社1905年版，第92页以下。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中华》1915年第8期。这场变革以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为要旨，意在扭转既往研究中问题意识与知识体系之间不相适配的矛盾，在基本实现问题自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宪法学的理论自主，更好地运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面临的实践问题。

换言之，不同时期的域外学说只是影响了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权威性来源与正当化内容，并未动摇中国人对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基本共识。[89]基于此，如何在科技发展中防止人被异化、客体化，使宪法秩序免受冲击，成为了当前宪法学研究必须关注的话题。

[3]为此，习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和实施宪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某种程度上，中国宪法学研究转向历史，也是中国宪法固有的历史品格所导向的必然结果。以我国为例，从《钦定宪法大纲》到1982年宪法，中国宪法关于主权之所在的宪法原则，就经历了从君主主权、国民主权，直到人民主权的宪法变迁。

[93]参见孟凡壮：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宪法逻辑，《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9期。[31]参见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3页。

不过，在清末民初，囿于德国国家学的影响，宪法学常常被视为政治学或国家学的子学科，其独立成科的基础尚显薄弱。真正具有原创性与时代性的宪法学研究成果，无一例外地建立在继承性与民族性的基础上。

[51]参见张光博：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再认识，《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第1—6页。[77]关于课程设置，参见大学规程，《浙江公报》1913年第346期，第11—13页。